電話那頭還在傳來蒂埃裏·福茂那略帶鼻音的法式英語。
對方說得不急不緩。
吳宸一邊走回自己的辦公室，目光沉定，思考片刻後輕聲回應：
“謝謝您的關注，我很感激。
只是目前影片仍處於後期流程之中，調色、音畫和混剪還未最終完成。”
“我理解。”蒂埃裏·福茂笑了笑，“但即使只有初剪版本，戛納也願意優先觀摩。
我們始終相信，影片的完成度，是藝術語境下的概念，而不是工業流水線的結論。”
“我會認真考慮，如果趕得上，戛納是我優先考慮的目標。”
“期待你的好消息。”蒂埃裏·福茂笑着掛了電話。
他相信吳宸所說的認真考慮一事。
一方面是今年是戛納的六十週年，這個大年對於戛納或是對於全球有野心的導演而言，都十分重要。
其次便是在全球電影節體系中，戛納一般極少主動“邀片”，而一旦主動，所代表的，便不僅僅是一場放映機會那麼簡單。
那是一種“認證”，對於導演地位的認證，也是一種象徵着作者電影進入世界影史譜系的明文邀請。
在正常流程中，大多數影片送往戛納，通常需要通過銷售公司、電影節經理人、或國際製片顧問等中介通道遞交初剪，再由戛納藝術委員會統一審看。
導演本人是否參與其中，往往處在流程末端，當然除非這個導演本身具備很大的話語權，那這個流程會前置。
要知道由他本人親自來電錶達“觀摩意願”的情形，歷年來僅出現在極少數導演身上：讓-呂克·戈達爾、邁克爾·哈內克、阿巴斯
而如今，這一禮遇落到了吳宸頭上。
這是戛納的認可，也是一場主動示好。
在中國或者亞洲，能獲得這一禮遇的人屈指可數，甚至超不過一掌之數。
只是不僅優秀的作品需要戛納這個平臺作爲展示，他們也需要優秀的作品爲戛納正名。
當今三大電影節之爭愈演愈烈，誰能搶下大師的優秀作品，誰就擁有重新定義電影年輪的機會。
《黑牡丹》背後，不僅有《逃出絕命鎮》的奧斯卡加持，更重要的是：它是驚悚類大師吳宸的作品，也是吳宸驚悚三部曲的最終章。
如今吳宸已經表現出了對於驚悚類題材獨特的見解和解構。
對於戛納而言，這樣背景下的一部影片，如果入選了別的電影節，哪怕是威尼斯，都是一次極大的失分。
所以他要親自出馬！
他當然知道《黑牡丹》尚未完成，但他更知道，這時候打來電話，哪怕不能立刻簽下，也要提前劃清立場。
不過不僅蒂埃裏·福茂有這個想法，威尼斯電影節主席馬可·穆勒也生出了同樣的想法。
意大利，羅馬，威尼斯電影節組委會辦公室。
三月的羅馬，依舊潮溼多雨，街道盡頭的聖天使古堡在霧氣中彷彿褪去了棱角。
而此時，威尼斯電影節策展委員會的會議室內，氣氛卻比氣候乾脆得多。
圓桌前，馬可·穆勒手中正翻閱着一份厚厚的資料夾，落在了近期一些知名導演的完成和未完成的作品上，上面顯然是吳宸的《黑牡丹》。
他已經看過兩遍關於該片的完整項目提案、以及吳宸過往所有影片的風格樣本，甚至包括他在金球獎、奧斯卡的現場發言視頻。
馬可·穆勒將夾子合上，語氣平靜，卻一錘定音：
“這部片子的項目文本極具風格，吳宸的驚悚類型也令人期待，值得我們親自邀請他”
身旁的策展人交換了下眼神：“可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沒渠道和吳宸直接溝通，他還沒來過威尼斯”
馬可·穆勒沉吟了一下，忽然想起一人：
“他和藝某張是師兄弟關係，我們發去的評審團主席邀請，張是不是還在猶豫？
我們可以讓張幫一個忙他不會拒絕的。”
馬可·穆勒十分篤定。
雖然這一屆只是第64屆威尼斯電影節，但恰好卻是威尼斯75週年大慶。
而張藝某正是在這75年曆史中獲得威尼斯最多殊榮的導演。
《秋菊打官司》和《一個都不能少》爲張藝某贏得了兩尊金獅大獎。
《大紅燈籠高高掛》擒獲銀獅，而《秋菊打官司》更是將鞏利送上了影後寶座。
因此能邀請到威尼斯電影節歷史上獲獎最多的張藝某出任評審團主席，這本身就極具含義。
並且張藝某和威尼斯相互之間太熟悉了，這種小忙，對方拒絕的可能性太低了。
京城，國家體育場“鳥巢”西側奧組委臨時工作樓內。
三月的風還帶着未退盡的寒意，“鳥巢”外部結構在陽光下泛出一層金屬光。
張藝某正匆匆結束一場開幕式視效團隊的內部彙報，他脫下耳麥，隨手擦了擦額角的汗，隨行助理遞上一瓶水，又低聲提醒他：
“張導，威尼斯那邊的電話轉接過來了。”
張藝某微一點頭，還以爲又是評審團主席的事情，接過手中手機，在臨時搭建的會議休息區內坐下。
“馬克？”他以一口不算流利但莊重的英語應答。
電話另一端，是熟悉的聲音：
“藝某，我知道你正在籌備你們國家的奧運會很忙，但我們非常期待你擔任今年威尼斯電影節的評審團主席，當然也有另一件事”
馬可·穆勒語氣微頓，隨即直接進入正題：
“我們注意到吳宸的新片《黑牡丹》，你能幫我問問他有沒有可能把這部電影帶到威尼斯來？”
張藝某沉吟了一下，眼神望向會議區外那片龐大的鋼結構工地，一輛裝滿舞臺燈架的工程車剛剛駛過。
他知道馬可·穆勒不是隨便出手的人。
因爲威尼斯曾經也驕傲過。
半世紀前，它無可爭議地坐上了“世界電影之都”的王座。
那時的它，曾經引領全球藝術電影風潮，成爲無數大師的與歸宿。
只是如今早已被戛納壓了一頭。
法國人擅長利用媒體、善於營造氛圍，更懂如何將一場藝術電影展變成“全球文化的中心話語”。
柏林穩定，戛納高調，威尼斯反而常被夾在中間，略顯落寞。
張藝某緩緩點頭：“這事我幫你問問，但是評審團的事情我還需要一點時間考慮。”
電話掛斷，他起身，助理已將排練流程下一場的調度表遞了過來。
與此同時，星宸影業，落地窗外春光清朗，玻璃上映出吳宸低頭翻閱劇本的身影。
他指尖正停在《畫皮》的結尾段落。
這個關於“人心”的古典異志，終於在反覆推敲之後，完成了最終定稿。
打磨近半年，幾易其稿，從狐魅之姿寫至人心之惑，吳宸終於在心裏，放下了一顆石頭。
“辛苦了大家了，沒問題，可以定稿！”
吳宸朝着編劇部門點了點頭，衆人吐了一口氣，格外興奮。
“大家的署名都會放在電影後面，可以放心，一個也少不了.”
“謝謝吳導！”
衆人聞言更興奮了，紛紛站了起來，眼眸中都閃着一絲感激。
吳宸見狀也是哭笑不得，也有些無奈。
不過主要是國內的編劇地位太尷尬了，不僅導演可以隨便改，製片人，頂級演員甚至都可以指手畫腳，編劇還沒地方喊冤喊苦。
而且在國內，大多數電影項目又是“製片人+導演”主導型，編劇往往是被動接活的一方；
除非是特別重要的創作型編劇，如史航、蘆葦、王碩等，否則在成片的署名排序、是否署名上，並沒有決定權。
反之，有些後期“潤筆”或“掛名”的人因爲地位高，如製片、投資方、甚至導演，反而能列爲署名編劇。
這是華語影視圈裏長期存在的“署名混亂”與“署名不公”問題。
可以說吳宸這一番話，足以讓這些編劇感恩戴德。
衆人從會議室魚貫而出，神情間既鬆了口氣，又隱隱帶着一種“沒白乾”的振奮。
茶水間那邊幾人悄悄聚在一起，小聲議論。
“我剛纔差點以爲聽錯了.吳導說‘一個都不會少’，差點我都聽成一個都沒有了.這次來寫劇本真的太值了，我朋友得知後肯定後悔死了。”
“媽的，我幹了五年劇本，第一次能署全名。你知道我以前給人寫劇本，署名署的是‘編劇組’，我特麼連個縮寫都沒有。”
“你這算什麼，我更慘，我上一個項目署的是投資人女兒的名字，稿子是我一個人寫的，結果製片人一句‘你沒意見吧’，我連話都不敢說。”
“可惜，吳導應該不會親自執導這部，《畫皮》這個本子真有意思，拍好了絕對有戲.”
“.”
衆人離去後，會議室裏只剩下了吳宸和路陽兩人。
這一版本的分鏡，路陽已經畫出來了。
吳宸還坐在長桌盡頭，目光落在《畫皮》分鏡稿的最後一頁，最後緩緩合上：
“最近看來沒少熬夜啊，這些天好好休息。不然哪有精力執導電影，這項目沒你想的那麼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