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自然就是被辛稼軒形容爲“元嘉草草”的劉宋北伐了說起來兩個政權的國號甚至相同所處形勢也相近很有參考意義。
劉宋時期皇權得到極大的加強就像如今的蕭統一樣應該說南宋之時起初時候皇權也很是弱小岳飛等人固然是民族英雄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是軍頭尤其是劉光世和張俊如果不加裁撤不是沒有可能成爲藩鎮。因此趙構製造諸多事端尤其是拿岳飛開刀固然是自毀長城可是在當時那種極其特殊的情況下也有趙構自身無奈之考量。
而蕭統初來之時恰好是小朝廷風雨飄搖之時而山海戰一役蕭統便初步確立了自己的威望同時遷往臺島以後原本的許多勢力都失去了鄉土之根基很多事情都要重新開始這也給蕭統集權提供了機會加上張6二人尚算忠心蕭統又及時構建了自己的力量外部形勢也一直很緊張客觀條件也逼迫宋廷上下團結一心共禦外侮而此時的領導中心無疑也必須是天子！
劉義隆北伐時己能集中全部的國力從事北伐但此時“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自劉裕代晉這種觀念上的微妙變化便已初顯端倪。劉裕在劉穆之死後倉促東歸已是置關中於不顧；削弱豫州（劉裕死前分豫州爲南、北兩部南重而北輕）則又是置河南於不顧；劉義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失誤！蕭統每每讀史到此處未嘗不扼腕嘆息！
只圖河南不問河北已無收復北方舊疆的意思這無異於自降氣勢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道義的正當性而遣使北魏。則又一改東晉時期“不與劉、石通使”地立場。種種跡象表明晉宋之際“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不利於光復而有利於偏安不利於統一而有利於分裂的微妙的變化。對於“華夷”南北對峙的政治現狀已經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經根本沒有收復舊疆、統一天下的意思。
回到本朝。南宋時期的北伐則因趙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對統兵將領一貫地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牽制。趙宋王朝爲能苟安東南甚至不惜自毀長城殺掉岳飛這樣的名將。
而如果細究起源可以現上述北伐史實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即當政者的北伐意圖實際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進一步深究的話又當追溯到整個喬遷政權本身政治上地弱點。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爲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能夠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經非常滿足。這一點在東晉孫綽的上書中表現得比較典型。
再回到當年。桓溫北伐收復洛陽可以說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雖然衆所周知桓溫北伐有很大的私心不過因勢利導變壞事爲好事。也是爲政者必須的素質而桓溫北伐固然是爲了自己篡位建立功業樹立威望。打造輿論可是如果形勢允許光復中原地不世之功桓溫想來也不會拒絕。
於是乎桓溫就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中上疏請晉廷還於洛陽舊都本來桓溫也是做好了幾手準備。如果朝廷。真的敢因勢利導宣佈還都。那麼桓溫也自然會順水推舟率軍繼續北上一舉光復。
可是桓溫的一絲絲僥倖還是沒有得逞。朝臣們以“北土蕭條人情疑怯”不樂北遷。這時孫綽上疏曰：“昔中宗（晉元帝）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怯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躕於窮荒之地提挈萬里逾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僕道途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
孫綽之言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很有代表性甚至在臺灣島上的時候以司徒不羣爲的所謂清流們也成天在朝堂上這麼聒噪。仔細考量蕭統也無奈地現江南喬遷之地已成“安樂之風”；中原故土反成“習亂之鄉”。能保有江南“安樂之國”已經非常滿足。歷史上喬遷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收復中原爲口號但真正徹底的北伐少跟喬遷政權的上述特性有很大關係。
出於政治上地需要以北伐作爲整合南方社會的一面旗幟本無足厚非蕭統也不是那種死心眼到必須名實一致的人面子工程不做也不行可是如果弄錯輕重緩急就大大不該了。在北方淪亡中原板蕩之際北伐的口號對於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奮士氣、奠定江南立國規模的確具有重大的意義。此時的北伐實際上具有整合內部和對抗北敵這雙重地意義。
然而北伐除了作爲旗幟外畢竟還應有本身地內涵。只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強大地力量纔會有真正徹底的北伐。此時事權歸一將帥用命士氣振奮社會組織、社會動員也都暢通有效。